我出生在开封，从小就听人说，有一个开封师范学院，坐落在开封市东北隅，也曾经不止一次去这个学校看看。开封师范学院是我小时候知道的唯一高校，也是我心目中向往的唯一大学。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度过了4年的知青生活，使我得到了锻炼，受益良多。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开封师范学院。1982年我报考河南师范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外语系文学方向研究生，被录取进入学校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经近40年。我的大半生就是在河南大学度过的，而且将继续在河南大学工作，度过余生。

　　关于我求学河南大学的这段曲折经历，在吴雪莉先生的传记《黄土地 蓝眼睛》中有这样的描述：
　　家在开封县的高继海高考时填报的志愿就是河南大学外语系，以他的优异成绩，被录取没有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走进河南大学，而是落到了开封师专，专业是化学。原来，县里有人为了把自己的子女推上去，把高继海硬给挤了。高继海当小学教师的父母对儿子的学习是绝对自信的。他们跑去查分，告状。事情弄清了，可是河南大学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这场意外给高继海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没有打掉他的进取心。从师专毕业回家工作后，他还坚持自修英语。每星期3个晚上从县里骑自行车赶到河大听辅导，风雨无阻。现在，他又一次来叩打外语系的大门。

　　了解到这些情况，吴雪莉拍板了：“这个学生不收不行！第一，他有志气；第二，正好还空一个名额；第三，吴雪莉顿了顿，诙谐地说，“他家里人会告状，我们受得了吗？”

　　吴雪莉与她的传记作者谈到高继海时，这样说，“高继海入学后，学习很下功夫，课也能跟上。开始他的听读能力差，上课很吃力。吃力他下力，结果用功用得头发都稀了。毕业后留校工作，干得也不错。1992年他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王佐良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王佐良治学极严，1991年因为他相不中，就一个学生也没有招。高继海能最后战胜竞争对手，通过严格审查被他选中，说明我们教出的学生确实过硬。”

　　书中关于我的这一段描述，除了个别细节稍有出入外，基本事实准确，条理十分清楚，我就拿来作为对当时事件权威的解释予以接受了。

　　我出生于开封市，父亲祖籍是河南省巩义市（县），世代务农或经商，我所知不多。母亲是扬州人，跟随外公外婆来到开封。我小时候经常在外祖父母家过节日。舅舅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连队的卫生员，时常给我讲抗美援朝的故事。舅舅曾经给我看过一个扬州魏氏家谱，证明我外公出身书香世家，而且族里有人还曾经做过高官。不过我看到的外公，就是开封市自由路邮电局的一个普通报务员。

　　我父母都是中学文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到农村小学当了教师。我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寒暑假在开封市度过，所以有农村和城市生活的双重体验。也许在农村生活的时间更多，所以喜欢农村人的淳朴、农村的宁静、农村环境的自然闲适，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嘈杂和拥挤。从来不喜欢逛商场、也不喜欢购物、对美食和娱乐也没有兴趣，因此城市对我没有吸引力。

　　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人们总是把我当成女孩。村里人见到我母亲，总是夸，“你这个闺女真乖”“瞅瞅长得多齐整”。我母亲就跟人家解释，俺这不是闺女，是儿子。那时候的农村学校，没有严格的入学登记之类，学籍管理，包括考试等等，也不规范。我就隔三差五跟着班听课，不知不觉跟到了3年级，我才刚刚7岁。文革开始，课停了。我年龄小，没有赶上大串联。我不喜欢热闹，不喜欢聚会，不喜欢游戏，只喜欢一个人坐下来静静地看书。当时母亲工作的小学有一间图书室，有那么几百本书。文学类的书籍我几乎看了个遍，印象深刻的，俄罗斯文学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铁流》《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等，法国文学有《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德国文学只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诗与真》《浮士德》，英国文学有《鲁滨孙漂流记》《简·爱》《德伯家的苔丝》，美国文学有《马丁·伊登》《嘉莉妹妹》等。中国文学的书更多，印象深刻的有《散文特写选》《说岳全传》《逐鹿中原》《军队的女儿》，当然还有《红楼梦》《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等。当时读书，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故事情节上，往往被小说的故事所吸引，被情节所感染，被人物的处境所打动，想要知道一个究竟，一个最终结局。至于小说的结构、语言风格、叙事技巧等等，无暇顾及或者说几乎没有注意到。

　　小学和初中阶段在匆忙之中过去，一直在家里，没有离开父母，学习似乎也平平淡淡，不出色。读高中开始离开家，住校生活学习。不知道哪里来的动力，突然发奋学习，上课特别专心听讲，作业也特别认真，到高二的时候，学习成绩已经是全年级第一（其实只有两个班，一共100余名学生）。毕业时候，我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7门课程平均成绩是98分，稳居第一，而第二名的平均成绩是92分。使我特别骄傲的是，一位初中部的语文老师，竟然多次让我替他批改学生的作文作业，还说我中文很好，鼓励我将来当作家。作家梦和教授梦，是我童年的两个梦。

　　因为是城市户口，又称非农业人口，尽管一直在乡下生活，高中毕业还是要下乡，而我下乡的地方，离我读书生活的地方只有不到10公里。我们知青队生活在开封县朱仙镇和西姜寨之间一个池塘边上，距离朱仙镇和西姜寨都是4华里，所以叫“四里坑知青队”。知青队有100多亩地，盖了4排平房供住宿，起初有30多名女知青，20多名男知青，后来女知青增加到50多人，男知青增加到30多人。有上级派来的两名干部当队长，有从附近村里请的4位苦大仇深、精于农活的贫下中农教我们干农活，还有2名专职厨师为我们做饭。所以我下乡没有受苦，至少没有挨饿。我们种的粮食蔬菜，自己养的猪羊鸡鸭，足够我们消费，消费不了的盈余部分上交。

　　不甘心虚度时光，我继续抽空读书，并且开始跟着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一个英语教学节目学习英语。我们这个知青队整体来说，管理比较规范，人员素质较高，大家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没有发生过重大事件（事故）。虽然也有个别青年到附近偷鸡摸狗，损害周边群众利益，也有一些青年男女因为谈情说爱，引起一些感情纠葛，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4年半的知青生活是安静、恬淡、快乐的。只是一位名叫张国营的男生，1976年夏天从开封市中学毕业，下乡到我们知青队，1977年春参军，1979年2月在中越战争中牺牲了。他是那样一个朝气蓬勃、浑身洋溢着阳光、一天到晚乐呵呵、特别乐于助人的青年。他到知青队没有多久，就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每每念及此人，心情骤然低落。当时有一部反映这场战争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冯小刚的《芳华》也涉及这场战争。

　　因为是在我一直生活求学的地方下乡锻炼，也因为我在高中时候学习成绩优异，公社所在地的一所小学请我去当半年代课教师，教四年级的语文课。与我教同门课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教师，姓贺，为人特别亲善。他告诉我如何备课，怎样布置和批改作业，悉心指导我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使我很快适应了新的角色。

　　进入河南大学读书，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可以说是改变我命运的重大事件。尤其是读外国文学，更是我心仪已久、朝思暮想的心愿。上世纪80年代初，研究生招生规模很小，大概比不上今天的博士生招生数目，几乎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而且我遇到了一生中最好的老师，吴雪莉（Shirley Wood）教授。吴雪莉1925年7月15日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她的童年经历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贫困。她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考取了密执安农学院，在那里读书期间，结识了中国农业部派往美国读书的留学生黄元波先生，彼此一见钟情，不久后喜结连理。1946年她随丈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南京、陕西工作，最后落脚在开封，1956年入职开封师范学院，从此开始了她60多年的教学生涯，直至退休。吴雪莉教授最感人至深的，是她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这一份爱心，凡是接触过她的学生都深有体会，都会被深深感动。

　　当时我们这一届录取的6名学生，其他5名都是科班出身，正规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只有我一个是靠自学考取的，在基础知识、口语等方面与同学相比有一定差距。为了提高口语水平，我经常到吴雪莉老师家里去，或者帮她整理书籍，或者帮助做一些家务，与她聊天。她也跟我讲她的童年、她的家庭、她在文革时期的经历、她喜欢读的书、她的追求、梦想等等。所以当1995年我读到她的传记《黄土地 蓝眼睛》之后，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因为书中的很多事情我都已经听她讲过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童年的生活经历，她小学读书周转了3个州5所学校，可见当时颠沛流离的生活状况；她在文革期间因为自己的“金发碧眼”受到冲击；文革期间，她的孩子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吃了很多苦。我深感她作为一位母亲的伟大，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的不平凡。

　　开封师范学院外语系1965年招了最后一届学生，次年停止招生，1972年恢复招生，招到的其中一个学生是万里的长子万伯翱。万伯翱生于1943年，1962年万里将19岁的儿子送到河南西华农场参加农业劳动，比文革时候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整整早了6年。1965年万伯翱曾经在开封师范学院大礼堂做过一次报告，讲他在西华农场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坚定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的先进事迹。他的这场报告间接促成了吴雪莉的长子黄礼民（生于1946年）下乡的决心和行动。1972年万伯翱入学后，成为吴雪莉的学生，也成为吴雪莉几个孩子的朋友，成为吴雪莉家里的常客。2015年7月15日万里逝世，我和时任外语学院党委书记万新芳专程去北京吊唁，万伯翱还谈起当年在开封师范学院外语系读书时的情景，特别叮嘱我们带回他对吴雪莉先生的问候。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先后承担大二精读、科技英语、文学选读等课程的教学，1987年晋升讲师，1992年晋升副教授，同年考取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王佐良教授。当年考试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笔试过后是面试，我清晰地记得，面试考官除了王佐良先生，还有李赋宁先生和胡文仲先生。王佐良先生主要问了我一些以往读书的情况，没有就具体作品作家提问。李赋宁先生问我怎样评价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我因为读过这个剧本，就讲了夏洛克既有可憎的一面，比如他坚持要割一磅肉，又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因为他作为犹太人，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胡文仲先生问我，康拉德不少小说中都有一个名叫马洛的叙事人，这个叙事人在康拉德小说中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康拉德为什么使用马洛这个叙事人。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康拉德，就回答说，康拉德使用马洛作为叙事人，是因为一般读者往往轻易把作品中的观点视为作者的观点，有了马洛这个叙事人作为缓冲，就在作者和作品观点之间拉开了距离。我还举了福楼拜因为写了《包法利夫人》而受审的实例，说明康拉德使用马洛作为叙事人的理由。

　　面试即将结束时，我问了王佐良先生一个问题，就是笔试的一首小诗，罗伯特·勃朗宁的《晨别》：

Parting at Morning

Round the cape of a sudden came the sea,

And the sun looked over the mountain's rim,

And straight was a path of gold for him,

And the need of a world of men for me.

　　这首诗我之前没有读过，只好按字面意思和传统文化，理解为青年男女的离别，男子外出闯世界，女子送别，就像中国一首流行歌曲《走西口》表现的那样。可是这样理解，最后一行诗解释不通。我问王佐良先生，他说诗人关于这首诗有一个解释，第三行最后的him指的是太阳，不是一个男子，这首诗不是描写男女离别，而是写一个人在清晨的阳光下与故乡告别。王佐良先生接着补充说，他第一次读这首诗时，也是理解成了男女离别，与我的第一感觉是一样的。

　　现在细细想来，李赋宁先生问的问题，任何研习外国文学的人都应该能够回答出来，胡文仲先生的问题，是他在我的报考简表中得知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康拉德，才问我康拉德小说中叙事人马洛，都是极其简单、希望我回答顺利圆满的问题。而王佐良先生对于勃朗宁那首小诗的补充解释，更是为了宽慰我。老先生们的仁慈、体贴，使得面试气氛十分温馨、从容。进入北外的第一天，就让我感受到了十分的温暖，这种温暖一直持续到了我毕业离开那里。

　　到北外读博，是我人生第二次重大转折。尤其是我考取了王佐良先生的博士生，在河南大学引起了轰动。自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位于开封的开封师范学院的发展逐渐变慢，而位于郑州的郑州大学异军突起，迅速发展起来。有鉴于此，时任河南大学领导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出台一系列政策，用感情、用事业、用待遇留住人才。我被北外录取后，河南大学每月给我50元的生活补贴，院领导中秋节到家里看望，把节日的福利送到家里，而主管副校长、人事处长一行到北京看望我，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更希望能够也看望一下王佐良先生。我入学第一年，王佐良先生见了河南大学来北京看望的领导，以后就不再见了。后来我逢年过节给他送礼，他也拒收。他说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家里什么都不缺，并叮嘱我安心读书，好好读书，写好论文，就是对他和河南大学最好的报答。

　　王佐良先生1916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师从钱钟书、闻一多等大家，与穆旦（查良铮）是同窗好友，写过回忆穆旦的文章，还整理过穆旦的诗稿。他1948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成回国，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曾任北外副院长，因不堪行政事务缠身，辞去副院长职务，专事教学科研。我1992年入学时，王佐良先生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文学评审组组长。

　　鉴于王佐良先生的学术声誉和地位，我做他的博士生感到压力特别大。我当时每周读两本英文小说，就其中一本写一篇3000字的英文读书报告给他看。这样的读书写作持续了一年半（18个月）。我问他，我是否应该尝试发表几篇文章，他说不要，要我专心读书。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文学作品不是用来进行学习、研究的，而是要进行欣赏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唯美主义倾向。他特别强调文采的重要性，强调写文章要有文采，他自己的文章就是文采洋溢的典范。用著作等身描述王佐良先生是十分恰切的，作为他的学生，我读了他的所有著作，如《心智的风景线》《语言之间的恩怨》《英国散文史》《英国诗歌史》，包括他的英文著作《论契合》以及他主持编写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等等。我后来选择伊夫林·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也是因为王佐良先生特别欣赏他的文体，称伊夫林·沃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大文体家。

　　北外当时博士培养是三年制，前一年半是按照导师的要求潜心读书，到时候有一个中期考核，考核通过了才能进入博士论文开题和写作阶段。我中期考核的考官，除了王佐良先生，仍然是胡文仲先生和李赋宁先生，与面试的情形相似，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后来我论文几近完成时，王佐良先生心脏病发作住院，我在医院守了3个通宵。令我感动的是，他重病在身，忍受着痛苦，还担心我疲累，多次催促我去休息。他多年一直在服用地奥心血康，因为长期用药，这一次心脏病发作，药物效果不明显，他没有能够康复。王佐良先生在世时，曾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我说想留在北京工作，具体来说，就是想留在北外，协助他做研究，因为我的师兄杨国斌毕业后去了国家人事部，王佐良先生身边其实也缺人手。但是他说河南大学对你那么好，河南大学办学这么艰难，你应该回去工作，回报学校对你的关照。我听了他的话，回到河南大学工作至今。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不久，日语系的聂连增老师找到我，动员我加入九三学社。聂连增老师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时任河南大学日语系主任，几十年如一日练太极，教太极。当我得知加入九三学社可以向前辈老先生们学习，就写了一份申请书，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初当小组长，给大家送《九三开封社讯》，后来当河南大学支社委员。拿到博士学位从北京回来，然后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来，又有教授职称，就成了九三学社培养后备干部的对象。孙心一先生当时是《史学月刊》主编，九三学社河南大学支社主委，后来担任九三学社开封市主委、九三学社河南省专职副主委。我本来专心读书写文章，无意于从政。可是2001年九三学社开封市委换届，由于种种原因，把我推到了开封市主委的位置上。从2004年到2014年我担任了开封市政协副主席（从2014年2月28日到2018年9月30日担任开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副市级领导干部达14年。我从2001年到2016年担任九三学社开封市委主委，从2007年到2017年担任九三学社河南省副主委，从2003年到2018年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至今仍担任兰考团选出的开封市人大代表。

　　曾经读过一本书《政学两界间》，讲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出任行政长官之后在从政和治学之间的艰难抉择。马克思·韦伯分别做过关于“以学术作为志业”和“以政治作为志业”的两次演讲，分析了每一种选择的利弊得失。前几天读解志熙写的“大师兄关爱和”，读着令人落泪。关爱和自1978年初作为河南大学中文系77级的一名学生，到他2018年不再担任河南大学主要领导职务，整整40年都在河南大学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学生班长，到留校任教，从教师到教研室主任，从系主任到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他把全部心血和汗水，把几乎一生的时光，都留给了河南大学。很多人做了行政领导之后，就放弃了学术研究，而他从未放弃学术，即使是在最困难，行政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他也因此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们是同届研究生，他读中文，我读英文。后来又同住一栋家属楼多年。后来他当全国人大代表，列席省人大全会，我们在会上见面的机会更多，聊天更方便。对于作为民主党派干部参政议政和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我感受很深，多年来一直努力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力求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虽然尽力了，不免难以两全，留下很多遗憾。

　　我的研究重心在英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英国文学，硕士论文做的是约瑟夫·康拉德，博士论文做的是伊夫林·沃，都是20世纪英国小说家。1998年3月我获得教育部留学基金委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出了一本书《剑桥访学记》。初次出国的新奇、在异域的见闻、思考、经历，都记述在那本书里，感兴趣的可以拿来阅读参考，这里不赘述。我对西方文艺理论很感兴趣，曾经申请到一个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完成的还不错。后来受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2004年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文学中的英国历史”，也顺利完成结项。这期间读了爱德华·萨义德的自传《乡关何处》，又读了他的代表作《东方主义》、以及他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论述《知识分子论》，又受到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写了一点关于萨义德的文章，申请到了富布莱特项目，于2009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年。富布莱特项目只对教育部部属高校开放，河南大学在成为省部共建高校之后才有资格申请该项目，我是河南省第一个获得该项目的学者。

　　与10年前到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相比，此次访问待遇好了很多。我们在纽约做富布莱特学者的有8位，除我之外都是女性，都带着孩子，大多来自北京。10年前在剑桥，我作为高访，月薪400英镑，普访360英镑，大部分访问学者都打工挣钱。10年后在纽约，我们月薪3200美元，我们这一批人没有一个打工挣钱，相反有几位因为带着孩子，还自掏腰包付高价的房租，一位访问学者房子月租金达到2400美金。另一方面，尽管纽约十分繁华热闹，我对纽约的印象并不好，感觉纽约嘈杂混乱肮脏，远不如剑桥那样宁静闲适。

　　我联系的导师是一位印度裔的美国学者，叫Gauri Viswanathan，她是萨义德的博士生，她的办公室就是萨义德生前使用的办公室，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征服的面具：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我曾经与她聊过萨义德，她对萨义德充满感激和崇敬，认为萨义德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人品好，学问也做的好。因为萨义德是巴勒斯坦裔，写了几部关于巴勒斯坦的书，我曾经问她，萨义德是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她断然否定，称萨义德决不是民族主义者。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与Gauri见面不多，即使见面也没有深入交谈过，只是到了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她请我吃了一次饭。2013年5月我请她来河南大学，给外语学院的学生讲了一周的课，讲的是萨义德和后殖民主义，学生反映很好。

　　2002年我任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负责科研，时值河南大学建校90周年，我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莎士比亚研讨会”，与会学者50多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刘炳善教授作了大会主旨发言，来自台湾的彭镜禧教授讲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最新翻译。我的博士生王菊丽为大会跑前跑后，尽心尽力，会议开得圆满成功。之后，河南大学实行特聘教授制，我选择了辞职，成为河南大学第一批特聘教授。

　　2011年11月，我随关爱和书记访问澳大利亚，他造访的主要目的是成立河南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期间，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做了《现代主义在中国和欧洲》的学术报告，由新南威尔士大学现代主义研究中心主任Stephen Murphet主持。2016年8月我应邀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做了《王国维与人间词话》的学术报告，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做了《走近李煜的生平与词作》的学术报告，分别由奥克兰大学的张军教授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Paul Patton教授主持。

　　2012年河南大学百年校庆，我联合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Paul Patton教授，在河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国际德勒兹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国70多名国际学者参加会议，河南大学以及开封市的领导出席开幕式，会议开得隆重热烈，会后我们编辑出版了《国际德勒兹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50多篇论文。我的博士生张璟慧为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我的硕士生刘璐对Paul Patton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采访。2017年3月，我再次邀请Paul Patton到河南大学为外语学院的研究生授课，讲西方文论史。

　　虽然命运安排，让我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但是我的初心，却是像王佐良先生、刘炳善先生一样，是潜心从事学术研究。2013年5月29日至2017年11月6日，我担任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职务。在这4年多的任期内，外语学院申请并获批雅思考点，承办了英文版《中国日报》与可口可乐联合举办的大型全国性英语演讲比赛，引进了一批人才，包括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Paul Patton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教学质量明显提升，专四和专八过关率每年增加，研究型学院初步建成，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硕士、翻译硕士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质量继续提高，博士生和博士后培养质量优良，没有出现论文不合格的现象。



　　中国英国文学学会成立于1997年9月，首届会议在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召开，时任河北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毛卓亮主持会议，主要发起单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首任会长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何其莘，秘书长是郭栖庆。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吴雪莉、刘炳善、王宝童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薛巧玲、王超明编审等出席了成立大会。在酝酿学会理事人选时，河南大学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致推举我担任学会理事。后来我又担任常务理事，在2009年开封召开的一次英国文学学会年会上，因为我们准备得格外充分、周到，服务得十分贴心、细致，赢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尤其是我的博士生张璟慧，受到各位会长和秘书长众口一词的夸赞，我也因此当选为学会副会长。何其莘会长卸任，由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教授接任，期间增补了一批副会长，我至今仍然担任副会长，而且几乎出席了历年来的所有会议。

　　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于1981年，首任会长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牛庸懋先生，核心成员有河南大学外语系的刘炳善教授、周忠和教授等，后来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张仲义先生、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王明元先生、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梁工先生先后任会长。1995年我从北京回来，时任副会长梁工教授邀请我加入了学会，后来经过大会选举，我担任学会副会长。2011年梁工会长卸任，改任名誉会长，我担任学会会长。期间，在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伟昉教授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到省民政厅办理了正式的登记手续，制定了学会章程，设立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完成了财务、税务、印章等一系列手续，将学会名称更改为“河南省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并将原来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改为每年举办一次，成为河南省学术团体活动的典范。

　　2010年12月，我参加了在南方医科大学召开的第15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在会上表示河南大学愿意承办下一次年会。2011年5月，第16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由外语学院承办，我在会上当选学会副会长。长期以来我致力于英国文学研究，很少参与美国文学学会的活动。在2013年10月郑州大学承办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届专题研讨会上，南京大学教授、美国文学学会会长朱刚邀请我担任全国美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恭敬不如从命，我接受了邀请，并且尽可能地参加了美国文学学会的年会。

　　2019年12月26日，我乘机飞往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学。我在为吴雪莉先生过了圣诞节之后，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度过元旦和春节，其间适逢新冠病毒大爆发，澳大利亚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我出国前已经订了回国的机票，2020年3月28日按原定计划乘机回国，而中国民航局通知，自2020年3月29日起，每个航空公司每周只能有一次航班飞往一个国家，好险。在广州隔离14天后回到开封，居家隔离了一段时间，开始恢复正常工作。

　　2017年我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历史叙事”，仍然是沿袭新历史主义的路子进行研究，目前进展顺利，预计不久即可结项。河南大学决定出版《大家小书》系列，精选在河南大学工作多年、德高望重、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以传记的方式记录他们的言行事迹，以彰显河南大学坚忍不拔、负重前行的铁塔牌精神。我承担了吴雪莉先生传记的写作任务，目前也接近尾声。前不久河南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编译的两本书，一本是《人间词话：原文·白话·英译》，另一本是《易经：原文·白话·英译》。

　　2017年，我的博士生周敏（河南大学1989级本科生，2004-7在河南大学读博）担任《英美文学研究论丛》执行主编，安排她的博士生谢涛对我就“英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电话采访，之后谢涛对电话录音进行了整理，形成文字材料请我过目，发表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7年12月第27辑。谢涛的问题主要有：1、攻读博士期间，您师从英国文学研究大家王佐良先生。您能分享下在北外的求学经历吗？2、您的博士论文是学界关于英国讽刺小说家伊夫林•沃研究的开山之作。能否请您结合其身份特点谈谈他的作品？3、能否请您谈谈经典叙事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4、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萨义德对理论的贡献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2018年3月，河南大学宣传部录制了一个10分钟的我的视频——《老师的书房》，我谈了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体会和心得。

　　我从1996年开始指导硕士生；2000年获批博士生导师资格，2001年没有招学生，2002年招了2名博士生，王菊丽和张璟慧；2004年开始指导博士后，第一个博士后是薛玉凤教授，她的硕士论文也是我指导的，在北外跟吴冰教授读博，回到河南大学跟我做博士后研究，进站日期是2004年10月。总共指导过多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我没有统计过。目前带了7名博士生，其中刘娟本硕博论文都是我指导的，7名博士后，其中2名是河南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方向毕业的博士；2名访问学者，1名来自河南城建学院，一名来自安徽亳州职业技术学院，3个年级8名学术型硕士生。

　　前几天碰到一位朋友，问到近况如何，他说：“虚度大半生，一事无成。”我深有同感。
　　在不少人眼中，我属于政学两界的成功人士。可是我自己心里清楚，一方面因为资质愚钝，另一方面又好逸恶劳，现在达到的与自己的预期相距十分遥远。唯有心怀感激，诚惶诚恐，负重前行，且行且珍惜吧。


作者：高继海，原开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河南省副主委、九三学社开封市委主委，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