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
张振元
(河南省政协委员、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九三学社社员)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统一战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国家软实力的概念也开始出现,并且很快风靡世界。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统一战线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软实力建设为统一战线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空间。深入探讨统一战线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统一战线;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空间
1939、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时两次提到“统一战线”,并将其称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1]、三件“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之一[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占居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3]33。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统一战线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我国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与国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统一战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国家软实力的概念也开始出现,并且很快风靡世界。其间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
(一)我国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著名的的“14号文件”。 14号文件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概括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经验,明确规定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原则、政策思想和主要内容,有力地推进和指导了我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是指导多党合作的里程碑式的文件[4] ,开创了我国统一战线事业的新纪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统一战线担负的艰巨任务出发,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纲领。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统一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致性和多样性有着不同的内涵;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强调要实现党和国家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就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方针。2006年7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从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了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壮大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提出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正确认识和协调处理中国重大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对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统战工作领导提出了要求。
(二)国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他指出,,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认为软实力即国家的文化力量,它包括三种力量,一是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二是本国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5]。我国学者程天权认为,软实力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指文化实力,指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军事实力外的文化方面的一种力量。具体而言,软实力既包括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心态、国民形象、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对国民产生的内在凝聚力,也包括出版物、报纸、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产生的外在影响力[6]。前者概括了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方面,后者揭示了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形态。
对国家软实力的认识,是人们对于传统国家实力概念认识的一种深化[6] 。
二、统一战线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我国的统一战线,专指由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和领导的,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它不仅体现在是由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上,更体现在除了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外的软实力上,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统一战线是我国文化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统一战线既闪耀着马列主义真理的光辉,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沃壤,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有机结合的杰作[7]。因此,它具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尤其是统一战线工作中所强调的“以礼相待”“以诚相待”“和为贵”等理念,更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特别讲求“礼”与“和”。对此,孔子的学生有子有一段名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8] 同时,诚信待人也一直受到我国传统社会的尊崇。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并高度评价了诸葛亮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在担任蜀国丞相期间靠着自己“开诚心,布公道”的磊落胸襟,使国力弱小的蜀国的吏民不分籍贯地域,不论远近亲仇、贵贱贤愚,上下同心、奋发图强的动人事迹。我国统一战线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充分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优秀传统,在内外事务中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同其他党派团结奋斗的成功范例,也深深得力于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面对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的艰巨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友党、友军和其他盟友的团结协作中,始终坚持以礼待人、以诚待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统战工作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就是凭着自己真诚坦荡的品格成为国内进步力量和对立营垒中向往光明进步的人士们高度信赖的朋友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成千上万的优秀共产党人坦诚待人的态度,使中共在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了值得信赖的高大形象,从而使站在自己一方的人越来越多,形成“天下之所顺”[9]的强大阵容;而站在对立面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正是由于各派系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互信不立,共信不生”[10],才导致内部分崩离析,盟友纷纷他投,陷入“亲戚之所畔”[9]的空前绝境,终至败亡。中共领导人深谙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十六字方针,使我国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牢不可破。
在国际事务中,我国统一战线中所孕育出的这种“以礼相待”“以诚相待”“和为贵”精神也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在对外交往中,新中国历届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坚持“以礼相待”“以诚相待”“和为贵”的精神,大力支持、亲自参与对外交往。作为新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周恩来总理,在对外事务中,更是时时处处坚持平等待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接待外宾,不论是来自大国小国,也不论其职位高低,周总理都彬彬有礼、推心置腹、 和睦为本,从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周恩来总理所开创的新中国外交风格,渗透着“以礼相待”“以诚相待”“和为贵”的文化精神,为历届领导人所继承,与为新中国赢得了无数的朋友。
(二)统一战线是我国的政治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政治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政治思想的精华,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革命性和现代性,而统一战线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有:
1.“和而不同”观
统一战线的核心理念是“和”。这是一种充满辩证思想的协同、合作观点,也是我国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它主张和睦相处但不盲从,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在矛盾和斗争中追求大方向上的一致,在保持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协作[7]。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壤,具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我国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我国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思想的价值,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9] 241 我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明显地吸收了这一传统文化的精华。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比喻说,一只手伸出来,四个指头向一方,姆指向另一方,这样握拢起来才有劲。深刻地揭示了在革命和建设中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不同党派的人们共存共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对台问题上,毛泽东也明确提出提出“和为贵”的口号。而李瑞环在谈到人民政协在促进和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方面的宝贵经验时,所列第一条就是“坚持求同存异”[12]。以胡锦涛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和而不同”的辩证思想、战略眼光和宏伟气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思想观点、政治面貌、阶级属性与自己显著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力量结成同盟,形成强度大的统一战线,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又适时地树起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创立并健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并把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确定下来,从而使海内外、国内外广大炎黄子孙跨越思想观点、政治面貌、阶级属性等藩篱,跨越地域和国度的界限,积极投身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7]。这可以说是“和而不同”的典范。
2.得道多助观
所谓“得道”,就是站在正义的、进步的方面;所谓“多助”,就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又具有必然联系。这两点可以说是统一战线最重要的精神实质。因为不站在正义的、进步的方面,就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失去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基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形不成力量上的优势,因而也就无法压倒敌人。相反,做到了“得道”“多助”,就能克服一切不利因素,最终战胜敌人,获得胜利。对此,孟子有过深刻透彻、淋漓尽致的阐释,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9] 241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地追求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主张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共同奋斗,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的思想盖源于此[7]。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9] 241的不朽论断,则更为中国共产党在客观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团结和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力挫强敌、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所证实。尤其是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和120万人的较小兵力,消灭以美械“飞机加大炮”的优势武器装备起来的8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奇迹,更是对孟子上述论断的雄辩证实。
3.广开言路观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言论的作用,在这方面有许多著名的言论和事迹。《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有“子产不毁乡校”的著名事例;《国语•周语》中邵公有“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精采言论;唐代名臣魏征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著名论断;周、汉等朝代还设有“采风”之官,专门采集反映民意、表达民情的歌谣,都是明证。这一传统亦颇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理论和实践所吸收。例如,在党内外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一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13]1093-1094,,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14]1096。尤其是在中共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更加重视言论的作用:历次宪法都把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项自由的内容写在其中,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鲜明地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5]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规划下,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继承、开拓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如,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大力提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经常同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协商,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加强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形成了广纳良言、集思广益的新局面。
(三)统一战线是我国具有合法性的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我国历代领导人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由我国政府根据国内外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根据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制定的,具有鲜明的合法性和崇高的道德威信。而统一战线则是我国具有合法性的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统一战线是我国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统一战线产生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而这种精神内核就构成了我国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结构由基本立场、基本目标、基本准则、基本立足点、基本国策等组成,是一个完整、严谨的体系。其中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其基本精神就在国际事务中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一切国际问题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这些都与爱国统一战线的精神息息相通。
我国一战线的主要政治观点“和而不同”观、得道多助观、广开言路观,与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基本准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与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国策——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等,更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
而我国充满统一战线精神的外交政策不仅符合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而且符合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如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等等[16]。因此,可以说,统一战线是我国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统一战线是我国具有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统一战线主张和而不同、以诚相待,而其内涵则是以德服人。这种精神推广到外交政策上,就形成了我国具有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新中国从不搞大国沙文主义,而是根据国际法的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平等交往、真诚交往,到处传播和平友爱的精神。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公认准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以诚相待、以德服人的崇高形象更是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为此谱写了著名的歌曲《怀念中国》。歌词写道:“啊!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你怀念。啊!亲爱的朋友,我们高棉人哪,有了你的支持,就把忧愁驱散。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不论大小平等相待。你捍卫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平等,维护人类和平。啊!柬埔寨人民是你永恒的朋友!”成为人类外交史上的佳话。
在“和”“诚”等崇高道德理念指导下,我国冲破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强大困扰,文化吸引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持续增长,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进入新的世纪,江泽民提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当今世界上,我们提倡‘和’,也就是说,各国应当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这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7] 胡锦涛同志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则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观点。由于顺应了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发展的普遍强烈愿望,“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三、国家软实力建设为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空间
(一) 国家软实力建设为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
传统的统一战线观点认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统战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宽、对象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重、责任越来越大,大家还是认为,无论形势怎样发展变化,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一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什么是中心呢?当然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维系着大局,所以,统一战线的主要着力点就在经济领域,而经济属于国家硬实力的范畴。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统一战线工作往往偏重经济领域,如招商引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等,对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其他广阔领域,关注远远不够。如前所述,软实力恰恰正是统一战线的长处所在。弃长用短,难免错位。这就导致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威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而国家软实力建设目标的提出,则为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根据这一目标,统一战线的广大成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人缘优势、兴趣爱好和各自的代表性,在国家各项事业中的自由地、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从而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建设事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可以说,国家软实力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
(二) 国家软实力建设为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家软实力建设不仅为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更为统一战线开拓了新的、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国家软实力建设战略目标之下,诸如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心态、国民形象、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对国民产生的内在凝聚力,出版物、报纸、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产生的外在影响力都将成为统一战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舞台。统一战线的广大成员,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1.多种所有制共同致力于文化建设
我国的文化建设包括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两翼,而这两翼都是统一战线可以大展才华的地方。
在文化事业方面,统一战线中有许多成员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如著名的作家、美术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戏剧家、体育家、曲艺家、杂技家等等。在国家软实力建设目标之下,国家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引领他们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卓越贡献。
在文化产业方面,由于统一战线成员中有许多人具有一定的资本优势和管理优势,他们可以通过创办民营文化体育企业、艺术表演团体,对公有文化体育企业、艺术表演团体进行参股、控股,参与组建跨地区、跨行业大型演艺集团、参与农村文化开发,参与出版、报纸、电影、电视行业经营发展等渠道,助推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而不久前成功举办的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18],则表明我国各地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2. 多方力量共同致力于法律环境、制度建设
“所谓法律环境,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出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情况。”[1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法制环境的建设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和法律意识等要素。在这些要素中,立法是法律环境形成的前提,执法是法律环境形成的关键,守法是法律环境形成的基本方式,法律监督是法律环境形成的保证,而法律意识是法律环境形成的基础。”[20] 毫无疑问,法律环境建设是一个需要多方力量积极参与的系统工程,而统一战线正是多方力量的重要代表。特别是在立法、守法、法律监督和法律意识等要素中,统一战线成员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在立法环节,我国的立法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而各级人大代表中,统一战线成员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中不乏法律方面的专家和知名人士,在立法环节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作用,对于法律环境建设前提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守法环节,作为我国公民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一部分,统一战线成员能够自觉地以法律为准绳,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成为法制社会中的模范的守法公民,为法律环境基本方式的形成作出积极贡献;在法律监督环节,各级人大代表中的统一战线成员,可以充分履行自己法律监督的职能,为法律环境的形成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在法律意识环节,统一战线成员可以通过对法律精神、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认知、认同及其不断深化,为法律环境的形成打好基础。这些环节的有机作用,又可以有力地推动法律环境形成的关键环节——执法体制的建设,从而从整体上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法律环境建设。
制度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特指“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建设”[21] 。“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制度、理论上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2]。也就是说,制度建设是一个充满创新和创造的过程。科学的、积极的制度的建立,不仅能够降低“风险”,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科学发展 。如今,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是面对新世纪、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伟大使命,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因此更需要不断创新,持续推进其建设和发展。而在这方面,统一战线也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在我国政治体制的格局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而这在人大和政协成员中,统一战线成员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积极努力的工作,是做好人大政协工作重要保障。又如,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内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都属于统一战线成员的范畴。他们不仅在实业方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充分发挥的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对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3.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而统一战线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如统一战线成员中有许多人是教育界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还有许多人热心教育事业,并且具有一定的资本和管理优势,有些组织如民建、民盟等,与教育有很深的渊源,等等),正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力地助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大业。其中在民办教育、职业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决策咨询等方面尤其具有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与公办教育相对,民办教育(又称私立教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办学主体的两轮之一,而且其中不乏一流的学校(如美国的哈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京都大学,以及美国的一些著名私立中学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整体实力不够高。而这正是统一战线成员的可以发挥力量的地方。由于具有较高的办学校自主权,民办学校往往能够在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有一定突破,办成某一层次的名校。如河南开封的求实中学,坚持在初中阶段自主办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中原课程改革的标杆”;著名教育家王广亚博士创办的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则成为教育质量较高、口碑很好的民办高校。当然,这还远远不够,还应当有更大的突破,在各个层次上都有更大的推进,乃至办出具有一流水平的大学。而这正需要广大热心教育事业的统一战线成员更加积极地努力奋斗。
与普通教育相对,职业教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教育事业的两翼之一,在我国亦然。而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从诞生之初,就与统一战线成员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民建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更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和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世纪之交以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强劲发展,统一战线成员已成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有生力量(如我省的郑州铁文技术学校、周口海燕职业技术学校,浙江的万里职业技术学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等等)。当然,这还远远不够,统一战线成员在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还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这正需要广大热心教育事业的统一战线成员更加积极地努力奋斗。
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决策咨询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统一战线成员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因为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长期致力于教育体系、教育制度方面的研究,并且具有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例如,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研究、教育体制创新领域,民主党派成员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优势[19]。而这正是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决策咨询最需要的东西。
4.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执政、管理能力的提升
(1)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执政能力的提升
我国是一个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基本制度的国家。执政能力的提升既有赖于执政党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有赖于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积极参与、有机配合。这种积极参与、有机配合体现决策、执行、监督、改革等各个环节。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中得到确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建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毫无疑问,统一战线的这些重大职能对于提升国家的执政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管理能力的提升
在当今的时代环境下,管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现代管理的领域十分广泛,而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和国家社会管理两大领域。前者又称工商管理,后者又称公共管理。在国外,这两种管理都已经有十分成熟的经验和理论,发展到很高的阶段,并形成了强大的教育培训体系,即MBA(工商管理硕士)、MPA(公共管理硕士)。我国则起步较晚,整体上比较落后,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向管理要效益”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改革和发展目标[24]。而统一战线则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管理领域,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管理,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管理模式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而作为统一战线成员的三资企业则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可资借鉴。比如,我们可以吸取三资企业的管理经验,从充分认识“必须做好管理制度、职能与职责、组织结构、流程这四件事,才能向管理要效益,其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管理都无法出效益”[24],从建章立制入手,厉行改革,认真抓好每一个环节,坚决防止企业管理中出现的跑、冒、滴、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其次,在国家社会管理方面,作为国家管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主体的的公关管理,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与工商管理一样,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公共管理模式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必须进行改革。而统一战线成员在这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优势,可资借鉴。比如,对于我国来说,国外的MPA 教育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国家培养高级公务员的教育培养模式,是一种统战对象。但是它却具有鲜明的先进性。充分发挥这种教育模式的作用和效益,可以有力地克服传统体制下不适合现代公共管理的体制和观念的消极影响,大大提高我国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益。等等。
5.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国民心态、国民形象的提升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和加深,国民心态、国民形象对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日益重要,而统一战线可以调动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国民心态、国民形象的提升,发挥重要的作用。
先说国民心态。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吴建民先生说:“在全世界密切关注中国的时候,中国公民的心态也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我赞成中国的人民应当有一种谦虚、自信、理性和包容的心态”[25]。中国良好的国民心态需要多种因素的滋养,因为“人们的心态与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5];也需要多种力量的参与,需要包括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各方面人士的积极参与。统一战线成员包括社会各界大量的人才和成功人士,一般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修养,富有“谦虚、自信、理性和包容”的精神,对内对外交往的机会也比较多,是构筑良好国民心态的可靠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对于从整体上提升国民心态有重要作用。
吴建民先生还认为:“形象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你这个国家在世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往往决定别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在各种因素中,三个因素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一是国家,二是公司,三是公民”[25]。而在这 三种因素中,统一战线成员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国家机关中,有大量 统一战线成员。他们在内外事务中努力工作、辛勤奉献,或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法律、法规的审议,或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为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以建设国家软实力为目标的重大战略活动中, 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创造和辛勤奉献,对于提升我国的国民形象,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公司”(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中,也有大量的 统一战线成员,包括民营企业家、三资企业家、科技人员、企业员工等等。他们在内外经济活动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对于提升我国的国民形象,也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三,在“公民”中,统一战线成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统一战线成员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人民团体和各种社会团体中,统一战线成员也占有很高的比例。这就使他们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他们自身往往也具有良好的公民素养和修身进步优良品质。如果他们都能够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影响和带动其他公民共同提高自身素质,对于提升我国的国民形象,无疑将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6.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对国民产生的内在凝聚力的提升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这个国家对国民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包括内在和外在两种,其中内在的凝聚力居于主导地位,而这种凝聚力有赖于其内部生长的动力机制和激发元素,对于我国来说,这种动力机制和激发元素主要就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一个民族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根据中共十七大文件的有关表述,我国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它使得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且生生不息、连绵不绝,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26]。而在我国的政治格局中,统一战线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对于“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祖国挚爱的深厚情感”有着极为深厚的认同感,一向致力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致力于祖国繁荣昌盛,坚决捍祖国主权和尊严,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对卖国求荣者无比鄙视。在以民族精神凝聚国民思想感情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而言更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是现代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重要元素。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这方面,统一战线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
如前所述,我国的统一战线既闪耀着马列主义真理的光辉,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沃壤[7]。而这对于统一战线调动多种力量共同致力于以民族文化传统提升国民内在凝聚力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广大统一战线成员通过自身努力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地激发我国国民热爱祖国、团结奋斗、昂扬进取、誓创辉煌的精神,共同致力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持续全面进步。其中以屈原、岳飞、陆游、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邓世昌等人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孟子、杜甫、白居易等人及《诗经》、汉乐府民歌为代表的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7]“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8]“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言论[29]为代表的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精神,以“人皆可以为尧舜”[30]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31]等言论为代表的昂扬国民人格精神,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32] 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直言”[33]等言论为代表的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等等,尤其值得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努力践行、发扬光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主要武器”,在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统一战线发展的新纪元与国家软实力的概念几乎同步出现、同步推进,其间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统一战线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软实力建设为统一战线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空间。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战略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深入探讨统一战线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关系,为统一战线事业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目标的实现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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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获2010年全省统战调研工作理论文章、调研报告奖,并获社中央理论研讨会征文二等奖)